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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文化的历史演变

  中国鱼文化源远流长,历史悠久。陶思炎认为:“中国鱼文化是我国最习见的行为模式,它体现在物质成就、仪礼制度和精神成果诸多方面,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所有领城。”中国鱼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,同时又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特征,纵览鱼文化的产生及演化,大体可以将鱼文化分为3个主要时期。

  一、原始图腾期

  原始崇拜期约距今6000年左右。这段时期的远古先民,将鱼作为原始图腾寄寓美好生活。西安半城遗址,是黄河流域一处比较完整、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,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类型,出土了大量用鱼纹图案装饰的胸器。其中以人面鱼纹陶盆最独特最常见。纹饰一般被描绘在大口圆底的红色陶盆中,画面上的人眯着眼,嘴两边各衔一条鱼,专家指出人面鱼纹有两条成因,其中一条就是“与这个时代的图腾信仰,即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,故其形象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。这种神秘图案出现的频率很高,人面表情庄严肃穆,表达了一种图腾意向。

  鱼图腾产生源于对鱼生殖力的崇拜。远古时人丁稀少。生育率低下,而鱼的生殖力很强,许多淡水鱼类的产卵量在1万粒-15万粒,在对生殖规律缺乏了解的情况下,远古人对鱼的生殖力产生崇拜,喜欢用鱼纹装饰器皿。位于川东鄂西的大溪文化遗址,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,距今约六七千年。大溪三号墓基主的葬式特征令人惊奇,口咬两条大鱼尾,鱼分两边放在遗骸上,其形象与仰韶文化人面鱼纹惊人相似。类似葬俗在大溪文化中另有几处。这种信仰、文化、风俗上的一致,说明在渔猎经济时代确有一个“鱼族”,散布于黄河中游至长江中游,是一大族。他们构建了原始图腾时期古朴而神秘的鱼文化。

  二、鱼龙演化期

  原始图腾期以后至唐朝,是鱼文化的鱼龙演化期。这段时间,鱼的一些形象特征渐渐融入龙纹,且鲤鱼也经常被视为龙。在唐代流行一种龙首鱼身的“鱼龙变纹”.唐朝首开科举,为庶人进入任途提供了法定途径。这种一旦金榜提名就会平步青云的变化,很容易让人联想起“鲤鱼跳龙门”的神话。

  由鱼向龙的演化,鱼纹龙纹的融合是原始部族融合的结果。《左传》记载:太氏“以龙纪”。太族发源于今天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地域,炎黄之族便出自原始崇龙之族太族。“龙族”西渐,与“鱼族”发生融合,创造了龙化鱼、鱼化龙的传说,融有鱼纹特征的“龙纹”,以及“龙鱼”。龙鱼传说似鲤,这与半坡出土的鱼骨大多是鲤科鱼类相符。后世由此演化出鲤鱼跳龙门之说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四六六引《三泰记》:

  龙门山在河东界,禹凿山断门,阔一里余,黄河自中流下,两岸不通车马,每幕春之际,有黄鲤鱼逆流而上,得者便化为龙,………一岁中,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。初登龙门,即有云雨随之,天火自后烧其尾,乃化为龙矣。故后世常常鱼、龙相混,将鱼视为龙,将龙视为鱼,或将二者合为“龙鱼”或“鱼龙”。《采茧杂志》则说:“鲤鱼一名稚龙。”《列仙传》记载琴高学神仙长寿之术有二百多年了,一日对徒弟们说要“入涿水中取龙子”,但骑来的“龙子”却是一条赤鲤。《旧唐书▪本纪第八玄宗上》说“次益昌县,渡吉柏江,有双鱼夹舟而跃,议者以为龙。”这里将鱼看作龙《山海经》说,“蛇乃化为鱼”。蛇是龙的化身,蛇化作鱼,古语之意即龙化鱼。唐代诗人卢全《扬子津》诗:“风卷鱼龙暗楚关,白波沉却海门山、鹏腾鳌倒且快性,地坼天开总是闲。”可见鱼龙的说法已深入中国文化。

这一时期有两种事象引人瞩目,一为鲤鱼成为道教圣物,另一为鲤鱼被奉为唐朝国鱼。

  1、道教圣物

  由于古时鲤鱼常与得道成仙相关联,因而道教自汉末将鲤鱼定为圣物。据西汉刘向《列仙传·子英》记载,子英乘坐鲤鱼升天成仙。

  子英者,舒乡人也,善入水捕鱼,得赤鲤,爱其色好,持归着池中,数以米谷食之。一年,长丈余,遂生角,有翅翼。子英怪异,拜谢之,鱼言:“我来迎汝,汝上背,与汝俱升天。”即大雨,子英上其鱼背,腾升而去。岁岁来归,故舍食饮,见妻子,鱼复来迎之,如此七十年。故吴中门户皆作“神鱼”,遂立子英祠云。

  骑坐鲤鱼被道教认为是得道成仙的标志。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《抱朴子·对俗》中说:“夫得道者,上能竦身于云宵,下能潜泳于川海。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虐,琴高乘朱鲤于深渊,斯其验也。”因而唐代诗人李群玉《洞庭风雨二首》云:“鱼龙方簸荡,云雨正喧阗。”“羽化思乘鲤,山漂欲 鳌。“温庭药《水仙谣》云:“水客夜骑红鲤鱼,赤鸾双鹤蓬瀛书。”鲤鱼被道教尊为“赤公”,奉为圣物,不可食用。《酉阳杂俎》云:“通书以鲤鱼多为龙,故不欲食,非缘反药。”

  鲤鱼和成仙相联系后,道士们赋子其更多神性,正如唐代诗人户全《观放鱼歌》所云:“老鲤变化颇神异,三十六鳞如抹朱。”《晋书·四夷传》有醒鱼神异的记载:奴文少时,“赏牧牛涧中,获二鲤鱼,化成铁,用以为刀,刀成,乃对大石嶂而咒之曰:‘鲤鱼变化,冶成双刀,石嶂破者,是有神灵,’进斫之,石即瓦解。文知其神,乃怀之”

  2.李唐祥物

  唐朝以国律形式将鲤鱼奉为国鱼,是我国尊崇醒鱼的极强时期。

  由于鲤鱼为道教圣物,为诸鱼之首,又因“鲤”与唐王室和道祖老子“李”姓同音,因此唐朝推崇道教,神化李姓,对鲤鱼大力保护和尊崇。旧题唐代《海山记》记载了一则故事:一个姓解的渔人捕获一尾鲤鱼,“金鳞赪尾,鲜明可爱”,炀帝用朱笔在鱼额上题“解生”二字为记,放养北海。后炀帝再次见到鲤鱼时,已长丈余,额上“朱字尚存,惟解字无半,尚隐隐角字存焉”.萧后说:“鲤有角,龙也,”炀帝引弓射之,鱼便沉入水中。鲤鱼额上有“角生”二字,意味着鲤将生角成龙,即李姓将登帝位。

  旧题唐代颜师古所撰的《大业拾遗记》也把鲤鱼生角视为“唐兴之兆”:“梁都有清冷泉水,周阔二里许…………忽有大鱼,似鲤有角,从清冷水入通济渠,亦唐兴之兆。”景龙三年春,襄垣漳水有赤鲤腾越,潘炎认为“圣帝之瑞”,并为之作《漳河赤鲤赋》:

岂其为祥,必河之鲤?用表皇族,克繁帝祉。虽云水物,宜紫鼍绿鳌之同身;是曰元符,亦赤雁丹乌之可比。

  唐玄宗甚至下诏禁捕理鱼:《旧唐书·本纪第八安宗上》开元“三年二月,禁断天下采捕鲤鱼。”升元十九年春正月己卯,再次下令“禁采捕鲤鱼”。《新唐书·本纪第四睿宗、玄宗》开元十九年,“禁捕鲤鱼”。《酉阳杂俎》说:“国朝律,取得鲤鱼即宜放,仍不得吃,卖者杖六十,言鲤为李也。”

  除此之外,唐朝还推行鱼符。《旧唐书·本纪第一高祖》载,唐高祖“改银菟符为铜鱼符。”《旧唐书·本纪第四高宗上》,“开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、五品,并给随身鱼。”“即五品以上文武官员须佩带鲤鱼之形的“鱼符”.以辨尊卑、明贵贱,并作上朝、进宫之凭证。《旧唐书·本纪第七中宗睿宗》,“令特进佩鱼。散职佩鱼,自此始也。”

  三、民间亭象期

  自唐以后,鱼文化加速走向大众化、日常化、民间化。鱼文化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鱼文化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形影相随的民间事象.此前,以鱼祭祀、赏鲤馈鲤、以鲤为符、鱼传尺素等,大多是达官贵族、文人骚客的雅趣,虽在普通百姓中也有传播和影响,但普及面和影响力十分有限.当历史的桎梏随着文明的开化不断松懈甚至解除的时候,鱼文化便迎来其彻底地新生和发展·及至今天,鱼文化已深入寻常百姓家,走入民问生活,年画、剪纸、餐具、图案等诸多领城,都可以找到鱼文化的影子。鱼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普及和深化。这种深化荡涤了历史上的阶层烙印,走向大众、走向平民,散布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,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是成为普通的民间事象。鱼文化的广泛普及,绝不是庸俗化、草根化,而是不断继承创新,更加贴近民众,映照生活,成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。

    从以上的粗浅讨论中可以发现,鱼文化的演化大致经历了原始图腾期、鱼龙演化期、民间事象期等,但这些分期并非严格的泾渭分明,只是帮助我们了解鱼文化的演化规律,增进对鱼文化的了解。

摘自《中国水产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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